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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棒棒阅读时间~约翰·博格:一个崇尚节俭的王国,它的国王生活也很简朴

作者:钱棒棒金融     浏览:87     发表时间:2019-01-27 21:00:59

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一切仿佛又回到从前。当时的我是普林斯顿大学3年级主修经济学的学生,小平头打扮,还未完全褪掉青涩的面孔,内心惴惴不安但又对未来充满希望。坐在新开张的费尔斯通图书馆的阅览室中阅读最新的商业杂志,为即将来临的毕业论文寻找适当的论文选题。当一束金黄色阳光射进阅览室大厅的时候,我正在翻阅1949年12月的《财富》杂志。我想当时命运之神一定垂青于我,当我翻到第116页的时候,一篇文章的标题跳入眼帘:波士顿的大笔资金。文章涉及的是一个以前被我完全忽视的行业:共同基金。我想也许是天意让我在当时读到此文,以后的发展只是顺其自然罢了。


当读完两遍这篇文章后,我迅速下定了决心,将基金行业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再合适不过了。原因有很多。首先,很早之前我就下定决心写一篇以前从来没有人涉及的题目,在筛选过程中我阅读了许多着名经济学家的着作,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Mar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等。其次,这个题目很少有人写,因此意味着这是开展原始研究的一个极好机会。情况也正是如此,当我完成论文的时候,《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仍是我所能发现的、在主流杂志发表的、有关共同基金的唯一有分量的文章。最后,该文将这个行业形容为“弱小并颇有争议”。对我而言,“弱小”意味着有增长的潜力,“颇有争议”正对我性格当中争强好胜、顽固不化、背道而驰的胃口。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令人难以置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在费尔斯通阅览室的一个小单间里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和论文写作。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行业杂志上的文章,每年由亚瑟·韦泽伯格公司(Arthur Weisenberger&Company)出版的三本《投资公司》手册,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向国会提交的整整4217页的报告,以及由此通过的《1940年投资公司法》。同时我也拜见了一些基金行业的经理,然后评估从基金行业协会(也就是如今投资公司协会的前身)获得的有限数据。在此非常感谢约翰·谢菲(John Sheffey),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公司执行董事,能够在4个月的时间里答应并配合我收集信息的请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项目。1951年3月,我终于在打字机上将这篇140页的文章逐字逐句打印完毕,配上自己手绘的图表并装订成册后,将这篇题为“投资公司的经济作用”的毕业论文在截稿前交给了指导老师。


一些人断然认为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勾勒了未来先锋公司的雏形,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过无论怎样,当年我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做法,过了50年后证明确实是公司赖以成功的核心:“共同基金的主要功能就是管理它们的投资组合,其他都是为之服务的……未来行业的增长率可以通过降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来实现最大化……共同基金的市场表现并不会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基金行业的巨大增长潜力有赖于它满足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需求的能力。”文章还用了一些华丽的辞藻收尾,指出基金应该以“尽可能最高效、最诚实、最经济的方式”来运营。我当年的这些文字是否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的狂妄之语,太过于理想化?或者它们真的是一个成熟企业的早期设计?我想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解答。不过,不管这么多年以前我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这篇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共同基金的股东必须给予认真对待的建议。


三大惊人转变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第一个转变是这篇论文将我的大学生涯带向了令人惊讶的高峰。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的早期,我还在苦苦挣扎以获得满意的成绩。由于智慧的缺乏、艰难的学术环境,尽管学校慷慨地给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但我还不得不在校园花费大量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以及也许是自身的不够成熟,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我的学业不佳。确实,第一门经济学课程的期中考试我只得了4+(相当于今天的D+),几乎威胁到我申请奖学金的资格以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存。不过,这些成绩也给了我极大的刺激,使我后来发奋努力达到学业高峰。我的成绩也逐渐提高,先到3,再到2,最后提高到了1。随着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令人垂涎的1+,我毕业证书的学业成绩一栏里也填上了成绩优等。


第二个转变是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着名教授保罗M.萨缪尔森(Paul M. Samuelson)的关系。他的第1版《经济学导论》正是我在1948年秋季学习的经济学课程。没想到当时我入门学得很差劲的经济学,却在50年之后得到了惊喜的收获。1993年,当时已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博士亲自给我的新书《博格的共同基金》撰写前言,后来又在1999年为我的另一本《共同基金常识》大力宣传。


第三个转变同样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将毕业论文寄了一份给《巴伦周刊》的共同基金栏目的编辑保尔·约翰逊先生(Paul Johnston)。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催促我赶快修订编辑一下,准备由《巴伦周刊》旗下的道琼斯公司出版。受此鼓励我感到非常兴奋,连忙按他们的要求照做了。唉,后来他们决定不再继续下去,让我空欢喜一场。不过看来上天自有巧妙安排,距我1949年冬天坐在费尔斯通阅览室苦读刚好过去整整50年之后,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公司找到了我,建议我将这些年来有关投资哲学和战略的文章汇编成该公司准备出版的新系列的第1册,该系列以“金融的伟大思想”命名,并以开启我职业生涯的那篇古老论文作为核心内容。没想到过了50多年,我的论文终于出版了!正如约翰·米尔顿(JohnMilton)诗歌中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些只能站着等待的人,他们也是有价值的。”


金融的伟大思想


毕业以后有关我职业生涯的故事,在本书的不同章节都有详尽的描述,在此就不再赘述。1965年当我年满36岁的时候,我在大学毕业后就随即加盟的公司里被提升为负责共同基金机构的主管,没过多久就在一次不太明智的公司合并中受到一次重击。1974年1月,我被解雇了,随即在同年9月成立了先锋基金公司。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开始公开谈论基金行业事务,刚开始是作为一个内幕人士,随着先锋基金走上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独特的治理结构、异乎寻常的经营、奇特的投资哲学以及对人性价值的开明态度,后来就在共同基金殿堂里被视为标新立异的怪才。


在我多年以来一系列的演讲当中,我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希望将善行纳入金融的伟大思想之中,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条哲学理念。其根本原因是存在沉重的投资摩擦成本,投资者要想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击败市场的概率小得令人非常沮丧,也许不到1/30。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累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努力抓住金融市场提供的年度收益,年复一年地充分利用复利累积效应达到目标。


这个目标,事实上可以通过将各种投资成本如销售费用、咨询费用、税务费用等最小化来加以实现,同时在你所投资的金融市场领域寻求获得尽可能最高的年收益率。当然,你获得的年收益率会低于市场年收益率,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一事实。为实现这一目标,理想的投资程序包括以下四个要素。


(1)简明性:投资目标应尽可能与市场收益率保持一致,而不是超过市场收益率;资产配置侧重战略性而非战术性。


(2)集中:将有利于效益增长的投资最大化,如利润分配、分红和利息收入;将不利于效益增长的投资最小化,如改变市盈率等。


(3)效率:经济运行,将佣金、税费等摩擦成本最小化。


(4)职责:将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守人类永恒的道德价值——正直、诚实、公正。


“一个崇尚节俭的王国,它的国王生活也很简朴”,这句谚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切。多年以来,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理论。在真实世界中,投资的实际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些原则。


作为重要的措施,先锋基金的公司结构、强调成本和客户服务以及业界首创的指数型基金合在一起构成了我长久以来一直观察的理想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开明的理想主义就是健全的经济学。即使你只是偶然读到过我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你也会发现这种理想主义无处不在。时至今日,我仍用这句话来定义我的各种观点的起源,从驱动金融市场的动力(按照凯恩斯爵士的永恒公式:进取心和投机)到无法令基金经理像企业公民一样行事的各种因素(见第14章)。但这种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就是我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即共同基金业务的中心原则并不是向客户推销金融产品,而是为客户做好投资服务工作。


然而,基金行业的做法正好与这个中心原则背道而驰。共同基金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目前已成为美国家庭的主要投资选择。持续10年以上的大牛市也助长了这一变化,人们对股票的态度也由原来的重视股息分红转向现在的重视资本增值。如今,基金行业特点的变化同样惊人。市场营销取代管理成了基金公司的工作重点,如今投资咨询服务方面的支出与广告促销、大肆宣传过往业绩等方面的支出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而这一切都与我当年的论文内容完全相反,而我坚信我的论文是经得起时间检验,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尽管基金行业的资产出现了指数型的增长,但是基金的单位成本实际上却提高了。基金持有人直接支付的美元成本从1950年的1800万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预计620亿美元!(如果算上基金组合交易导致的间接成本,还需要加上另外的1250亿美元。)


如今,基金行业不仅被基金发起人、基金经理、华尔街的经纪人和银行家视为“现金奶牛”,而且越来越被他们当作短期投机的工具。这个趋势部分原因是行业过分强调市场营销所致。现在平均每只基金持有股票的时间是400天左右,这个数据与我6年前写文章的时候大致相同。现在的基金股东平均持有每个共同基金大约3年,与15年前或者50年前的数据相当。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停滞不前。我相信不会再有比这更糟的情况,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已经大大超出历史上最好的媒体对长期投资者的定义范围。

来源:《约翰·博格的投资50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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