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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棒棒阅读时间~中国70年未有之大变局

浏览:65     发表时间:2019-10-19 20:53:56

从时光的裂隙中醒来,蓦然回首,新中国70年了。

广场上的钢铁洪流,刺破苍穹的机群,在兴奋欣喜的人群瞩目下,祖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天。

伴随着王菲温婉俏皮的声线,《我和我的祖国》吊打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票房冲到了20亿+,由人民创造的中式主旋律电影,又在人民冲天的国家认同中找回了文化自信。

大江大河,大国大城,习惯于恢弘叙事的中国人,骨子里写满了中央帝国的骄傲,他们容易被壮观的仪式所打动,也因此凝聚到一起。

因为他们深知: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这个国家休戚与共,紧密相连。

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背后,是发展,是增长,是经济基础。

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每位投资人无法忽视的大话题。

正如我们在前期推送的文章中一再阐述的中心思想——中国走到了增长路径发生显著变化的节骨眼上。

君临试着触摸这些变化。

要知道,其中蕴藏的机遇,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1 

1953年,中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上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

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不惜向老大哥一边倒,加入冷战东方阵营,他们急迫的想让这个一直由小农经济占主导,饱受欺凌的古老国家,能够快速的实现工业化,跨入现代化强国行列。

然而,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推进,项目纷纷上马,一方面城镇人口急剧增长,而让决策者们没预计到的是,农民消费粮食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由人口过多和土地过少的矛盾所塑造。

为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量,不仅是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的东亚国家,都采用了精耕细作的方式提高亩产量。

要精耕细作,必然会投入更多的劳动量。

同一时期,中国农民通过精耕细作使亩产量达到英国的2倍多,可投入的劳动量是后者的7-8倍。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社会就这样被“无效增长”所套牢,所以历史上每撞上粮食生产上限的人口天花板,社会总会一次次在战乱中不断崩溃重启。

所谓东亚“内卷化”,也大抵如此。

建国后,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乡村一级,其深度广度,是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达到的。

经过了土改的狂风暴雨,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过去由地主阶层占有的地租,也相应的被全体农民占有,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

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生孩子——精耕细作。

建国初期全国人口主要数据表 |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53年开始,农民惜售粮食和农产品,导致国家收购农产品困难,也就难以换取工业化急需的技术、设备、材料。

本质上,这是一个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

无奈下,由中央财经部门领导人的设计,“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 ”的方案(统购统销)获得通过。

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后来农村推行集体化的先导,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此后三十多年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也主导了那些年中国的增长。

对此,政策的主导人曾有过论述: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投资,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不从农业上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

通常来说,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

但那个时候,世界还处在实物货币时代,美元还在用35:1比例挂钩黄金,正如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言: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市场主体筹措资本的一种非常方式,但残酷的是,它违背了一个时代的公平和正义,但却是长远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这种传统的增长方式既痛苦、低效,也十分漫长。

所幸的是,世界很快就进入现代增长时代。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世界迎来了历史的转轨。

三叉戟飞机折戟在蒙古,苏联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对东欧卫星国的钳制进一步勒紧,印共从城市退守农村,国际共运走向衰落,反倒是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主动调整。

审时度势的领袖,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大门。

政治上,美国通过《权利法案》和《选举权利法》,主动缓和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调整,发生在经济层面。

1971年,世界迎来了“尼克松冲击”。

这位出身贫寒,性格倔强的总统,宣布了美元与黄金脱钩,也宣告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然而,美国人民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冲击,战争、投机、超高的赤字才是他们的担忧之所在。

他们不知道,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也更不可能意识到,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切换。

实物货币时代结束了,全新的信用货币时代到来了。

过去,我们将信用寄托在稀缺、可触摸的贵金属之上,想要获得增长,只能通过脸朝地,背对天,一颗汗水摔八瓣去拼命干。

由于黄金增长有限,而人类创造能力无限,会与黄金主导财富分配机制产生天然的矛盾。

无形中形成一种负激励——国家间倾向于零和竞争,国际关系仍然是你争我夺,抢占资源,通过非人道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获取增长。

从美洲到非洲再到亚洲,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掠夺后发国家财富的黑历史可谓罄竹难书。

利奥波德殖民下的刚果,奴工拿着因怠工被砍下的手 | 来源:网络

而如今,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抽象的信用。

这正是传统增长与现代增长的最大分野,即如何获得第一桶金(资本原始资本)的方式。

所谓现代增长,较为学术的描述,是指通过未来的收益贴现获得原始资本。

包含但不仅限于借钱。

比如王健林修了个万达广场,只要让银行相信万达广场能够赚钱还本付息,他就可以去银行“贴现”,就可以不依赖过去剩余积累,获得开发下一个万达广场的资本。

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产生信用这套机制,却无法从天而降。

需要良好的现代银行制度设计,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呈现出来。

当然,1971年的中国,还处在统购统销的支配下,真正体会并运用现代增长的巨大魔力,还有赖于改革开放后十几年,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而新时代的中国增长故事,不仅需要一个市场化的银行体系,还需要一套打通未来的收益贴现的模式。

 3 

1994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墨迹未干。

《预算法》、《担保法》、《人民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相继通过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历程。

四大行也开始逐步全面商业化,独自衡量风险开展业务。

那一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危机倒逼改革,时任国务院领导带领的金融团队采取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剥离坏账、资产重组的方式,彻底调整了四大行的资产负债表,从新定位了商业银行。

同时,四大行引入了海外战略投资者,并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

决策者很清楚,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就要遵守海外法律,以及成熟市场经济体会计准则和财务要求,这一切,将明显的对国有银行的管理和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后来,这场改革被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之作”。

从此以后,银行不再是行政机构,领导人也不能一声令下,大量注定无法收回的信贷如潮水般汹涌而出。

良好的信用创造体系逐渐成型,中国的国有银行也走上了成为世界银行巨头的道路。

国开行也迎来了历史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位行领导。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主导者的长子,新行长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雄厚背景和深厚人脉,也继承了其父“交换、比较、反复”的家学,赋予了他卓越的见识和眼界。

1998年,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与之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箭在弦上。

谁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城市化意味着万亿级别的业务,但又像是隔着一堵看得到、摸不到的玻璃墙。

时代呼唤新的方法论和业务模式。

当时的地方政府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而地方财政收入仅够“吃饭”,不像美国各州有房产税,不能直接发债或赤字经营。

但在这幕呼之欲出的史诗级城市化大戏中,地方政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法定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在安徽芜湖,国开行围绕这一特殊资源,为地方政府打造了一揽子将“卖地收入”做成抵押品的未来的收益贴现模式,即先放贷,政府搞基建,然后卖地来还钱。

当然,承接贷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政府控制,专司“建设”的城投公司。

这便是芜湖首创,日后鼎鼎有名的“地方融资平台”。

在这套模式下,国开行帮助芜湖城投公司成长为一家大型企业,总资产从9位数增长到11位数,拥有包括奇瑞在内的几十家当地企业股权。

芜湖的成功,让国开行的干部们成了热衷于GDP和经济指标排名的各地大员座上宾。

北至漠河,西至拉萨,以芜湖模式为样板的城投模式遍地开花。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拯救经济,中央政府不仅拿出了4万亿,也松绑了地方融资平台。

早就在一旁摩拳擦掌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挽起袖子下海干活。

要知道,土地的融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融资模式。

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轮城市建设高潮到来了。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无数人也因此被改变命运,发家致富。

但要记住,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创造的弹药,何来基建狂魔的美誉?

随便拉上一位银行信贷经理,都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土地是世界上最好的抵押品。

无论是作为“国家棋子”的国开行,还是“商业利益”为重的商业银行,谁也不傻。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道路等公共事业将推动住房价格上涨,而这反过来又会推高地价。

几千年来,中国都没解决资本来源问题,只能采用传统模式实施城市化,即通过过去现金流收入的积累来覆盖资本性支出。

利用土地创造的信用循环,激活了中国经济,也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跨越了资本积累的极限。

所谓的“土地财政”,不如叫“土地金融”更为准确。

独一无二的制度和组织禀赋带来的土地金融组合,才是中国奇迹的根本所在。

本质上,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很大程度也就是从传统增长转变成现代增长的过程。

 4 

8月底,新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取消了政府法定的土地一级市场运动员资格。

这次根本性、历史性的修法,意味着过去的土地金融模式走到了尽头。

更意味着过去由政府占有并创造的土地金融信用循环,会释放到民间,这或许是史上最大的送钱下乡活动。

说起来,过去十多年的增长,是一种资产负债表式的增长。

中国人常说:“要致富,先修路”,政府作为市场的一部分,可以说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资源,高效的完成了城市化的本质——公共服务的塑造

一种追求量的粗暴增长。

现在你能明白十九大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判断背后的逻辑了吧。

从GDP增速连下台阶,到主动结构性去杠杆,从P2P暴雷,到各种刚兑打破,从个人破产试点到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破产,我国的资本结构已经明显进入转型期。

潮水褪去,还在假装游泳,是不明智的。

当这种增长发生切换的时候,资本性支出急剧下降,也就是变局来临之时。

展望未来,君临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

1、间接融资会大幅下降,直接融资将扛起新的信用循环

前任村长违反党纪政纪,甚是扎眼的是关于“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定性。

注册制写进党的决定整整五年,几无进展,而注册制的背后,明显是直接融资需要大发展的重大决策。

新村长履新不足半年,注册制科创板正式开板,敬畏市场,也成了他的口头禅。

要知道,目前党和政府给予资本市场的定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当年上交所成立的时候,还只是上海政府的小打小闹。

资本市场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8月25日,证监会研讨细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

资本市场历史上也曾经历多次改革,但是还没有哪次改革将市场化放在如此优先位置。

可以说,坚定的市场化导向是此次改革区别于过往历次改革的鲜明特征,也是此次改革最令各方期待的政策基调。

虽然自作多情的股民们老是一厢情愿的将“国家战略”和“牛市发财”嫁接在一起,但他们就没仔细思考过,这两码事虽然看起来有承前启后的逻辑,但并没有让每个人发财的义务。

未来,资本市场最大的关键词,是扩容。

随着金融行业的全面开放,不仅要支持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更多的金融产品也会加速推出,投资门槛也将大幅降低,更多的金融组合将创造出来,为土地、厂房、矿藏乃至头脑中的创意,一切看起来像是有未来预期收益的地方,金融都会去服务一把。

更宽泛、更深度的“市场决定”资产证券化,是连通各种财富池子的管道,将带来更多交易,释放出更多机会,也会进一步放大社会总财富。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是土地金融带来的间接融资大跃进,带来的银行大跃进。

那么未来,必然是直接融资的大跃进。

在历史的转折处,券商的投资逻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市值破万亿的券商,也许离我们不会太遥远

2、从资产负债表式增长到现金流量表式的增长,效率将是增长的导向

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的清算,是经济内部的调整、巩固、提高,关键词是出清和转型

出清,是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淘汰经济体中的低效成分,释放其占用的资源;

转型,是改变过去的增长路径依赖,从关注规模到关注效益。

意味着有明显规模和品牌优势的行业,集中度会大幅提升,带来更好的收入利润表现,比如大众消费、建材、造纸、化工、酿酒、能源等等。

其次是2025,我们实施两个一百年的路线图,是从模仿追赶,到创新立国的关键规划。

过去我们还可以学习、引进、逆向开发,有前人踩出来的路,如今前路漆黑,需要我们自己造火把探路。

那些吃关系饭,赚轻松钱的时代过去了,能着眼长远,研发投入巨大的企业,才可能在未来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A股的既有专业人才,又舍得砸研发的半导体、大飞机、核电、自主软件等高端制造、高端软件产业链将成长起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3、央地从分钱到分权,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型

10月9日,国务院《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方案》出台。

方案主要在说,没了土地可卖,适逢减税,地方政府以后日子不好过,中央将财政收入向地方倾斜。

财政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分钱也就意味着分权,而且这只是未来重新界定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一小部分。

文件背后的逻辑比纸面文字重要的多。

表面上,这是个分钱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个绩效导向的问题,也是个行政上分权的问题。

过去的地方政府,是个公司型的政府,追求GDP、工业产值,坐镇指挥的,既是书记,也是老板,有学者就形象的将此绩效导向形容为“晋升锦标赛”。

那么通过协议转让的形式,人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实现招商引资,为地方带来大量税收和工作岗位,就成了理性选择。

方案中增值税55开,消费税在零售环节征收并逐步下划地方,这就意味着政府会更多关注本地就业、消费,注重公共服务。

而分权后的地方政府,也更有动力和实力,去突破一些教条束缚,探索更适合本地的改革发展道路。

同时,房产税也必然开征,一方面是公共服务所需,更重要的也是绩效导向。

政府行为将回归本源——提供优秀的公共服务。

从吸引产能到吸引“人”,人口的城市化,必然带来更多消费, 也就是税基。

土地、户籍、财政的协调改革推进,当晋升锦标赛的奖杯从GDP到以人为本,也就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当然,就像花钱和挣钱的难易关系一样,建设城市容易,运营城市难,未来大方向是大城市强者恒强,但大城市之间的竞争将越发激烈,一些城市必然会走向衰落。

到两个一百年之时,中国或许只会剩下几座想干事、会干事的超级城市。

投资也好,事业也罢,不仅要选行业选公司,更要会选城。

在改革促成的良好制度框架下,未来根本不用担心国进民退,从市场配置资源到全方位对外开发,从中央统死到地方放活。

更有活力的民间力量,必然将主导未来中国的发展,民族复兴之路必将走的更快更稳。

增长路径的选择,决定了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也塑造了后四十年的辉煌崛起。

在变局之时,看清和顺应趋势,也决定了一代人下一个四十年的命运。

参考资料

《苏联专家在中国》沈志华

《陈云文选》陈云

《时运变迁》沃尔克,行天丰雄

《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黄宗智

《红色资本》沃尔特

《超级银行》桑德森

《土改提速释放多重红利,三大领域有望持续受益》中信证券,杨帆

 5 

投资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认知偏差,从而引发错误的投资决策。

当风险来了的时候,对于中长线股民来说,公司隐患不能提前发掘,往往到东窗事发的时候,接连几个跌停将其埋入市场,再难崛起。

当机会来了的时候,中长线股民又犹犹豫豫,不敢上车,看不清公司中线发展逻辑,还以为只是短线热点,以致错失了一只10倍大牛股。

如今,君临研究政策后,确定投资策略,围绕着高端制造、消费医药、TMT、金融地产等重点行业,已建立起了六个维度的深入跟踪体系。

a,精选公司的指数评级;

b,精确的业务拆解和业绩预测;

c,全面的风险体检报告;

d,定期的板块对比分析;

e,行业政策与情绪面的即时解读;

f,管理层与经营动态的变化信息。

从围绕挖掘机会、规避风险、提升认知三个维度出发,君临推出了幸福版,每日跟踪个股,寻找30家优质好公司,寻找潜力牛股,让投资不再迷茫,持股更安心。

君临研究中心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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